恢复粮油票可行不可笑

2008年01月17日14:12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去年以来，一个“涨”字在粮、油、肉多个领域翻江倒海，使劲折腾，给低收入群体的日子带来了较大影响。15日，参加广东省“两会”的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广东应建立粮食储备、食用油储备、猪肉储备，并在物价显著上涨时期恢复粮、油、肉票证供应制度。(1月16日《新快报》)

　　使劲揉揉眼睛，没错，是个“恢复粮油肉票”的建议。建议时间：2008年1月，不是1978年1月；建议地点：改革开放“排头兵”广东，不是偏远山区的哪个山山寨寨。于是乎，高论一出，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见过倒车的，没见过这么开倒车的！这是哪个年代的老土思维呀，不是从兵马俑坑里走出来的吧？计划经济流毒未尽呀！……网上板砖四飞，口水四溢，恨不得把朱代表拉出来做成粮、油、肉。

　　可以理解大家火气为什么这么大，说起粮油票，多数国人都有着痛苦的记忆，本能地会想到物质贫乏，想到饿着肚子可怜巴巴地四处排队……往事不堪回首，痛苦的往事更是不堪。如此建议颇有点揭开伤疤撒把盐的效果，不骂怎能平民愤？但窃以为，如此开骂肯定会把朱代表给冤枉成姓窦名娥，细想想，这个貌似搞笑的建议非但不可笑，反而很可悲，甚至未必不可行。

　　其实，朱代表不是想让全国人民都重回票据时代，而是说由于政府部门在限价问题上缺乏得力措施，所谓“涨价申报”等规定又很容易被规避，声调很高，效果有限。而再这么涨下去，穷人快撑不下去了，怎么办？他建议，可以在省财政设立专门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储备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物资的购买、储备，当物价涨幅过快的时候，把这些储备投入市场，然后通过发放粮票、油票、肉票等方式，来确保低收入群体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急需的生活品。比如，肉价过高的时候，给你发肉票，你可以到指定的商场低价买到三五斤肉；粮价过高的时候，给你发张票，你可以到指定的米店低价买到十斤二十斤米……

　　明白了吧？此处的粮油肉票跟一张享受城市低保的证明没太大差别，只不过适用范围稍有不同罢了，根本不同于有人想象中的“重搞大锅饭”。朱代表不是桃花源里溜达出来的，他不是妄想在一个市场化了这么久的国家全面恢复粮油肉票制度。其建议的指向，是让底层群众能够买得到、买得起“平价”的生活

接着分析小岗村案例教学中的那些描述
数学]于2008-01-1620:46:05上帖发短信]表状]

接着分析小岗村案例教学中的那些描述

我上一个贴子用了网址：http://www.cnrencai.com/zongjie/fanwen/9074.html的内容，它的名称是《案例教学:饿出来的大包干小岗村的故事》，这个网址的内容是否真实，我是不知道的，或者这篇文件的作者在造谣？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它已经是某个大学的政治课的教材，因此，我不妨相信它说的是真的。

顺便再把两个紧挨着的自然段照抄在此，我好作进一步的分析。这两个自然段的内容如下（用=号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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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五风”越刮越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到1960年，小岗队只剩下10户39人，一头半牛，耕种100多亩土地。据统计，在这3年中纯属饿死的(也叫非正常死亡)60人，死绝6户，有76人背井离乡，寻找活路。当时全村是满目残垣断壁，处处蒿草丛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岗生产队的生产非常落后，群众生活十分穷困。社员严金昌，全家7口人，1975年在家前屋后种了二三分地生姜，一二分地辣椒、大葱，自家的一二十棵柿子树看管的好，未让小孩乱摘，秋后烘一烘到集上卖了，并喂了2头肥猪，年收入八九百元。得的这些钱，主要是到小市场买点粮食养家活口，免得寒冬腊月，拖儿带女，到江、浙一带农村去“查户口”(此地把外出讨饭叫“查户口”，也叫“数门头”)。这种靠自己辛勤劳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但是，他在小岗这个“户户外流，年年外流”的生产队的确是“冒了尖”。严金昌也险些儿被戴上“暴发户分子”的帽子。这说明，“平均主义”在这样的穷地方是十分盛行的。当时，小岗生产队确实达到了“平均”的要求：这就是全队二十户，不管大户小户，户户外流过；能跑能蹦的人，一律讨过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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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内容中分析，思闻也不能够说这个案例教学是左派搞的了

为鸦片战争翻案，易中天的学术良心何在

作者：柳鲲鹏文章来源：http://quantum6.vip.bokee.com点击数：111更新时间：2008-1-17
为鸦片战争翻案，易中天的学术良心何在

　

柳鲲鹏

http://quantum6.vip.bokee.com

2008-1-12

　

关键字：鸦片战争易中天翻案

简介：易中天不顾英国拼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事实，引用强盗的几句话并借口《南京条件》上没有鸦片字眼就想翻案。吾不禁要问，懂历史的易中天，学术良心何在！

　

　

　　小时候在吾的老家，如果谁上学后还经常出口骂人，老人就会批评他“念书念到驴肚子里面去了”。这样的意思是，上学之后，就应该有了礼貌，而且明白是非。所谓明白是非，就是要对着良心说话。但是看到另外一个读书人易中天的《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吾一下子顾不上什么礼貌了，不禁大骂：易中天的学术良心何在！竟然颠倒是非，为侵略者粉饰！

　　易的这篇文章，却是读茅海建《天朝的崩溃》而写的读后感之类的东西。文章列举了一些在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各级政府谎报军情捏造军情之类的事。其实历史经常出现一些争论，是非常正常的。比如这谎报军情的事，吾觉得应该是基本可信的，否则也不至于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金银占世界一半以上的清朝，被几千上万的英军打得落花流水。但是易中天的为此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的荒谬可耻！他说，英国是为了贸易而打的。狗屁不通！

　　在主流的说法中，一直说清朝落后加上闭关锁国。其实这完全是为了推行改革开放而编造出来的结论。事实是，清朝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如果象现在这样以GDP为衡量标准，清朝时的中国远远比现在的美国发达。而且清朝的对外贸易非常的繁荣，那时制造的瓷器的花色就有基督教内容，这可不是闭关锁国吧？繁荣到什么程度呢？一次广州商行失火，融化的白银流出了几里地之外！这些白银，就是大量出口贸易得到的外国白银。但是外国却没有现在那些高科技产品向中国老百姓卖，于是就贩卖鸦片，于是白银重新外流，于是就禁鸦片，于是英国就

叶剑见我贴即删，用K字头马甲死缠我，攻击毛主席；向上海虹口警方密告我，企图治我与死地，没想到我给他们上了毛泽东思想课；最近又冒我名发贴，行为卑鄙下流；很符合叶剑工贼的身份。强烈要求撤他的斑竹，驱逐出中华论坛。这种小人不能让他混迹论坛！！！

中青报：抛弃经济学家，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作者：魏英杰文章来源：中青报点击数：453更新时间：2008-1-16
不要指望经济学家都为公众代言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茅于轼先生在南方某论坛演讲，表示赞成大学提高学费，以此来补贴穷人。此话一出，与去年这位经济学家“保护富人”论一样，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如何对待像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等专家言论问题上，我以前一直认为，应该从其专业角度出发，而不能单纯从“社会良知”等难以考量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譬如，
茅于轼先生这次“提高学费”论，在理论层面上并非不能自圆其说。

茅于轼这番话的大前提，就是他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的：“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增加财富的创造，第二个合理财富的分配。”显然，提高学费在他看来是合理解决财富分配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小前提，就是他指出的，念大学的穷人只占很少部分。在这样的预设下，提高学费等于是从富人那里拿钱，再来补贴给穷学生。但是，这样“完美”的理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从富人那里拿钱再补贴给穷人的过程中，势必出现很多代理人，比如学校以及政府部门。这笔钱最后能否真正落到穷人手里，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再者，“杀富接贫”也不必这么麻烦，直接在财税转移中体现更为合理。还有，这个理论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就是念大学的穷人只有10％~20％的数据非常可疑。从负责任的学术态度来讲，茅于轼先生有必要先界定穷富标准，还要给出这个数据的出处。

明明是学费畸高（包括政府部门都不否认），在茅于轼眼里却成了学费还要提高，这显然有违生活常识。但是，一个经历过数十年体制变迁（茅于轼生于1929年）的经济学家，数年来又一直致力于“扶贫济弱”，你说他不了解现实，那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况且，有些原本被视作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近年来也时有类似“高论”。难道国内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整日关在书房写济世文章？

既不缺乏专业常识，又不可能偏离日常现实，还不能片面地认为一个学者缺乏道德良知，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国内经济学家群体自身发生了变化：这群人已经分化蜕变了，而公众还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要求他们。

不该忘本：应在小岗村大办改革开放30周年庆典

云淡水暖

今年是被称为“历史伟大转折点”的改革开放迎来30周年的年头，照老例，还是官产学媒们的声音频密起来，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中国十大经济学家对话改革30年成败得失”（《郑州晚报》），据说贤达云集，盛况空前，“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周其仁、陈志武、钱颖一、张维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聚首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反思中国的改革，探索中国的未来”，为什么是这10人呢，因为他们“最具影响力”，谁封的他们“最具影响力”，他们为什么“最具影响力”，草民不知道，看了其们的发言高论，也没有感到什么“最具影响力”的震撼，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层次”之间的隔膜吧。

在草民看来，甭管“最具影响力”们说了什么，“回顾”了什么，“展望”了什么，“反思”（有么？）了什么，似乎离草民太远，离现实太远，离民众太远，有时候甚至是背离现实，背离民众感受和期待的，比如，“最具影响力”的茅于轼所放言的赞成“大学继续涨学费”，民众草根们就极不买账。再比如，“最具影响力”的张维迎和周其仁，在2004年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资本家顾雏军“站台”撑腰，与质疑顾雏军借企业改制侵吞国家、集体、企业资产的郎咸平对垒，张维迎大师怒斥“我不与无耻之人（郎咸平）辩论”，周其仁贤达则相反，公开叫板“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第二年，顾雏军因为被控涉嫌非法侵吞、挪用国家、集体、企业资产，被公安机关逮捕，移交法院审理。这些，张、周二位“最具影响力”当然是不堪于提及的。

所以，光听“最具影响力”们的“对话”、宏论，草民认为太过单调，太过虚浮，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沉重并非压在北大温暖如春、华灯炫目的“百年纪念讲堂”里、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最具影响力”们身上，而是压在亿万最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脊背上。草民还以为，一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们就直奔“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让人感到有些悲凉，“最具影响力”的贤达周其仁在发言中提了一句“对中国界定产权有社会性意义的事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草民不清楚什么叫做“界定产权有社会性意义的事件”，但是草民发现了“包产到户”这个关键词，在这个词的背后，彰显出媒体在新年伊始就膜拜到“百年纪念讲堂”

数学：对网上一些小岗村的历史数据进行一番研究

作者：数学文章来源：强国论坛点击数：342更新时间：2008-1-16
对于网上的一些小岗村的历史上的数据进行一番研究

数学]于2008-01-1610:09:56上帖发短信]表状]

对于网上的一些小岗村的历史上的数据进行一番研究

在网址：“http://www.xncxnc.com/data/2006/0313/article_9.htm”的文章中我查到了：“18户人家，115人，全村耕地550亩”。

网址：“http://www.cnrencai.com/zongjie/fanwen/9074.html”是现在的一个关于小岗村的教学资料。

文中说：“从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156个月份中，吃国家供应粮的是87个月，共吃供应粮达22．8万斤，占这13年的总产的65％，占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79％；给生救款、社救款15000多元，占社员分配总额的54％；供应各类种子65000多斤。现有的10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给钱买的。过去用的犁耙等主要农具没有一件不是国家花的钱。”

因为这13年的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五，是国家供应粮数22.8万斤，那也就可以算出这13年的总产，是22.8万除以65%，得数目35万斤。也就是说，小岗村这13年共生产粮食35万斤，加上国家供应粮22.8万斤，等于57.8万斤，拿这个数除以156个月，再除以115人，得数32斤，这就是说小岗村在这13年里平均每人每月的口粮为32斤，这里是不管男女老少的平均。这和我前些日子从其它网上算出的中国农村当年的平均口粮是一致的。

此外，上述的全村耕地550亩，应当有百分之五属于自留地，是国家保证的，因此，就有27亩自留地。这27亩自留地的亩产量应当和大包干之后的一样，因为自留地嘛！社员们当然努力会种好的，大包干不就这原理吗？则27亩自留地假设亩产为500斤，每年可打粮食13500斤，平均到115人中，每人还可以多得粮食117斤，除以12个月，得每月可多得粮食9斤。因此从上面的计算，每个人每月可以吃到粮食32+9=41斤。

研究其中的“给生救款

郭海强：“和为贵”等于“和平可贵”吗？

作者：郭海强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36更新时间：2007-11-12
“和为贵”等于“和平可贵”吗？——浅析中国外交的一个思维误区

郭海强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判断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因此，为了阐明和强调中国的和平愿望及诚意，不论在外交政策文本或外交理念阐述之中，都将此句置于开篇语的首要位置。而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外交场合中则多次提出“和为贵”这句古语作为宣扬和平的口号以及作为提倡“和平发展”理念的注脚，显然是将“和为贵”的这个“和”字解读为“和平”之意，据以说明“以和为贵”（意为和平是可贵的）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之中是如何的源远流长。

例如，2003年2月，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会议上发言阐明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他表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在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美国谈及中美关系时，用“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来形容中美关系。温总理在会见华侨华人代表时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铸就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我们加强和改善中美关系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上”。他进而强调，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而且亦同样存在于国内许多国际问题专家的发言及文章之中，这里就不必逐一列出了。虽然我们万分理解我国领导人渴望和平环境的良苦用心及迫切心情，但却不得不指出，如果对“和为贵”的原文出处及其本义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客观考证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和平”的解读实在是一个望文生义的误解，也是对“和为贵”观念的一种狭窄理解。

我们知道，“和为贵”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原文为“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段话是“有子”说的，他是孔子的一个学生，姓有名若，“有子”则是孔门后学对他的尊称。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将这段话翻译为“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

刘永佶：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的矛盾

作者：刘永佶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55更新时间：2007-11-12

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的矛盾

刘永佶

初级民主制，是中国得以步入工业文明的大前提，这一步却迈得如此艰难沉重，不仅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武装革命，而且又在初级民主制中蹒跚了半个多世纪。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有一股强大的反民主势力，它与民主势力对立着、对抗着，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手段，干扰、阻碍民主的进程。而民主势力虽然从原则和法理上说处于主要矛盾方面，但其自身，不论从理论、组织，乃至路线、策略等各方面还都不够成熟，有着明显的局限和缺陷。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的矛盾，是现代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

这个矛盾，是中国历史政治矛盾的继续。集权官僚制下的主要政治矛盾，是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势力与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会有不断的农民起义，也只有联合起来的民众才能形成与统治势力相对抗的政治势力，但这都是短期的，民众的政治势力或者被镇压、打散，或者有极个别的会夺取政权，其领导者则变成新的统治者。通常情况下，民众只是被统治的对象，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一滩散沙的特点，加之统治势力的惑、禁、隔、阻、压，并不能联合起统一的政治势力，它与官僚统治势力对立着，但不能对抗。而农耕经济和小农意识，在组织起来的暴力与欺骗的统治下，使农民和手工业者逐步失去其斗争意志，只能逆来顺受，在官府留给自家很小的空隙中，辛勤劳作、节俭度日。农民被“治”被“牧”得像羊一样温顺，他们精明的大脑所追求的是温饱，是富裕，而不是人格和自由。从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中，不可能产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农民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民主势力。

中国的民主势力是以外来的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由先进的知识分子依据其理念组织民众，才得以形成的。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民主势力从小到大，甚至取得了政权，建立了初级的民主制度。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跨越。然而，迄今为止，民主意识在中国还带有明显的外来“痕迹”。还都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民主理论，没有对民主形式和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包括晚年毛泽东，他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信

十月革命战胜“颜色革命”

作者：国家报文章来源：新华网点击数：87更新时间：2007-11-12
十月革命战胜“颜色革命”

新华网消息:西班牙《国家报》11月7日发表文章,题目是“十月革命战胜民主革命”,文章摘要如下。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胜利90周年纪念日。近日,这一历史事件对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的政治产生了影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倾向于忽略十月革命,但它却为学者们提供了发表对比性评论的话题。

在社会学家马克·乌尔诺夫于上周在莫斯科发起的讨论会上,与会者提出一个设想:现在俄罗斯是否可能发生一场针对普京政府的革命。多数人认为,如果原油价格下跌,或者社会精英对国家政权提出的异议在全社会传播开来,那么破坏稳定比革命更加危险。

据列瓦达中心的一项调查,假如俄罗斯发生像十月革命一样的革命,30%的国民会支持布尔什维克,或者与之合作(1990年这个比例为49%),23%逃避革命,18%移居国外,6%奋起反抗。从1990年到2007年,支持列宁的国民比例由67%下降为27%。反之,斯大林的形象有所提升,其支持率由8%上升到15%,反对者由49%下降为29%。

现今23%的俄罗斯人仍旧纪念十月革命,15%的人庆祝纪念1612年驱逐波兰侵略者的新国庆节,而59%的人则二者皆不庆祝。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乌克兰,该国民众认为十月革命比因反对2004年11月大选中的舞弊行为而爆发的橙色革命的历史分量更大。当地电视台的辩论节目向观众提问,橙色革命90周年时是否能如十月革命一般令人记忆犹新。节目开始时,27%的观众持肯定态度,73%的观众反之。

前苏联国家近年来遇到的困难使其革命的正确性受到质疑。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都没有像十月革命一样给这些国家带来实质性的改变。